原文出處:香功堂！！
第一聲琴音，冷冽，第一個畫面，無人空房，堆滿各樣雜物，蜂巢、書刊、一幅幅童趣的彩色畫作；背景聲音，一個男人教訓道：「你這樣是不對的，你要跟姐姐道歉！」，另一個男性以威嚇的語氣說：「你信不信我會打死你？」，緊接著是驚恐的喊叫聲：「陳立夫，你幹嘛啦！」。
沈可尚導演的紀錄片《築巢人》，片長53分鐘，講述父親和自閉症兒子的相處狀況，影片令我想起幾年前曾在金穗獎看過的潘欣如導演短片《一天》，同樣聚焦在罕見疾病家庭問題，劇中拋出家人間各自的困境，但當電影結束(一天過後)，問題並未獲得解決與改善，像在跟觀眾訴說「生活多的是這般無奈，日復一日。也許某天，日子會好過一些；也許如這天般的苦，終將變成尋常生活必須習慣的一部份。」
《築巢人》亦是如此，沒有太多的遮掩與妝點，如實的將患有自閉症的立夫及父親的相處情況搬上銀幕，邀請觀眾直視自閉症家庭的困境與辛酸與無奈，期望透過影像好讓更多人「理解/同理」罕見疾病家庭的處境，而非廉價的索取同情。
《築巢人》讓人越看越無奈，影片結局更是落在立夫父親一個極其誠實、極其感傷的話語中，撼動人心；這讓我想起立夫創作的一幅幅色彩鮮豔而圖案重複的畫作，以及圓形形狀的紙巢，那幾乎暗示了這對父子(家庭)的困境，反覆而難尋出口，永無止盡的重來再重來.....。
《築巢人》電影放映結束後，有一場林正盛導演和沈可尚導演的映後座談，我覺得座談會內容頗有意思，因此花了些時間將其整理成文字，一方面作為記錄，一方面讓看過《築巢人》卻無緣參加座談會的朋友們可以更了解導演的創作動機與緣由。
底下內容有些許修改與刪減，文字頗多，有興趣的朋友就看看吧。
主持人：
台灣這幾年有不同導演、不同角度來拍攝在心理和在生理上跟我們不太一樣的許多族群，包括楊力州導演的《被遺忘的時光》，拍攝五位患有阿茲海默症的阿伯們的故事；去年的時候，黃嘉俊導演的《一首搖滾上月球》，主要是從六個爸爸的角度來看待他們與他們罕見疾病孩子的關係，然後今年我們看到《築巢人》，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導演都曾經拍攝過自閉症孩子的紀錄片，在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時，碰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林正盛導演：
我拍《一閃一閃亮晶晶》是有個背景，我要先說這個背景才有辦法談這部電影為何會這樣拍，《一閃一閃亮晶晶》是我在2003、04年的時候認識一個教自閉症孩子畫畫的韓老師，在這之前，我對自閉症的印象大概是從電影《雨人》來的，我很好奇想看看這些孩子到底是怎樣的人，等我接觸之後才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有特殊能力，大部分的孩子都有他們很大的困境在裡面，我看到韓老師在帶孩子的過程中充滿耐心，在看似零碎的引導中，偶爾會閃現一點火花，那一點火花會讓你眼睛一亮，這孩子不是前面看他能力很弱嗎，怎麼會突然間畫出一個東西讓你感到驚訝；這些老師們永遠在看(挖掘)這樣的東西，開發孩子們偶爾剎那閃爍的火花，並慢慢累積培養它。
我後來喜歡上韓老師，並跟她談了戀愛，因為這層關係，讓我認識很多自閉症孩子，他們的父母親常會跟我說：「導演你要不要拍我們的孩子，好讓社會上更多的人認識自閉症。」。
剛開始，我不知道怎麼拍這群孩子，因為他們不懂著如何表達感情也不大理你，所以我必須在旁邊慢慢看慢慢接觸，後來這些小孩都開始叫我林大哥，他們叫我林大哥就表示我們之間多少有一點感情基礎存在，儘管很薄弱，在這樣的基礎下我才開始拍這部紀錄片。
剛開始是跟公共電視「記錄觀點」提案，後來也真的通過了，那為何最後會變成一部電影呢？我在準備拍攝的過程裡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這些孩子的生命這麼特別，經由電視台放送到每一戶人家裡，我想像那個爸爸媽媽在聊天、我想像也許一通電話進來，人們就走開了、也許觀眾沒有耐心觀賞就轉台了，很多的也許讓我覺得我要讓這部作品在電影院放映，大家進入電影院後把手機關掉、很專注的觀賞，這群孩子才有機會被真正的了解。
拍攝《一閃一閃亮晶晶》的基礎點就是要讓社會更多的人願意來看來了解這些孩子，所以我採取的方式是把自己的藝術手段降到最低，我要讓它大眾通俗一點，讓大家看到一點這些孩子的困境之餘，還能看到他們有一些能力和優點；我認為台灣是一個淺碟文化，我很清楚感覺到做為幾乎是台灣第一部在電影院放映的自閉症兒紀錄片，如果我將它拍的太沉重，可能觀眾不會進戲院觀賞，我也就沒有機會推這個東西。
當然，再加上我自己也是一個比較溫暖的人，所以電影就被我拍的相對溫暖了，不像可尚這麼殘酷，可是我那時就已經告訴自己，未來若再拍自閉症孩子的紀錄片，我要把殘酷的、更深刻的一面呈現出來，畢竟我已經做了第一部，第二部我不要再那麼甜，如果一直甜下去也不是辦法；這和台灣電影現在的困境很類似，我們希望觀眾看電影，「希望觀眾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為觀眾是什麼？那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我們想像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必須很甜很喜劇很搞笑才行，但電影只有這樣嗎？不見得喔，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
林導演的回答帶出兩個很重要的議題，第一個就是紀錄片，如果它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時候，這個手段本身為了讓觀眾好下嚥，它的糖衣到底要裹的多厚？第一顆藥有糖衣，第二顆藥是不是就沒有糖衣，看那個良藥苦口可以發揮效用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也是台灣在2013年紀錄片票房大爆發後，許多的輿論者與紀錄片工作者提出的重要題目。
第二個議題是：究竟對紀錄片來講，最好的播映的平台到底是什麼，是戲院還是電視？許多人認為是電視，可是剛林導演說如果電視是一個無法被專注觀賞的環境時，我們是不是需要把觀眾關在一個黑箱子裡(戲院)，讓他們無所遁逃，並且直視那一個最殘酷的部份？
回到之前的問題，沈可尚導演因為你甜的不甜的紀錄片都拍過了，可否談談中間的差異，你在拍《遙遠星球的孩子》時，是不是有一個更明顯的功能性或企圖心在裡面？
沈可尚導演：
我第一次開始接觸自閉症者，其實是一個電影腳本裡的某個角色，因為我非常不理解那個角色究竟是怎樣說話怎樣做事，所以我就去真實的世界裡面調查一番；和林正盛導演不同的是，我認識這群孩子是從台大的早療中心開始，我的知識大部分是台大早療中心的醫師告訴我的，接著我開始去了解，不到一個禮拜時間，我就想起兩件往事，一個是在我成長歷程中，我曾經欺負過的一個小孩，是的，我曾對一個自閉症者不友善，給予一種鄙視的眼光，這件事情讓我有點耿耿於懷。
我後來去查了一下台灣或是國外關於自閉症的紀錄片，我看到Discovery跟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時，心裡其實非常難過，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人格特質，全世界最高的娛樂平台卻選用一個高姿態方式講述病理、講述神經元、講述基因呢，我覺得那是不夠的。那時我就有一個企圖想拍一個關於自閉症的知識性節目，我本來只想拍一集，但後來覺得這些家長的生命實在太迷人，就動念拍了第二、第三、第四集。
拍攝過程中，我有碰到正盛導演，我看到正盛導演在攝影機背後永遠都很安靜的在看這些孩子畫畫，我拍的時候就很焦躁，覺得：「快，我要得到一些什麼」，氣氛很不一樣，後來我理解我們之間的差異，正盛導演要拍一部電影，用這部電影去把議題帶出來，但我那時候的目的是要拍一個節目，這個節目最好是可以上課當教材用，我亟欲想傳遞一種理解性的知識給觀眾，所以最後我的放映管道非常詭異，正盛導演的目標是把《一閃一閃亮晶晶》推到戲院給觀眾看，我的目標則是丟到網路上供大家自由下載。
對於《遙遠星球的孩子》，我最開心的事是除了拍攝影片的四年間跟自閉症家庭一起渡過外，還有在大陸路邊買到《遙遠星球的孩子》的盜版電影的時候，我心中真是覺得振奮無比，覺得盜版真是全世界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遙遠星球的孩子》是在一個有強大的、想要做為教材的願望之下進行，但在後來幾次的經驗中，比如說我碰到過太多父母親帶著孩子到早餐或火鍋店，我一眼就認出那是亞斯柏格或自閉症孩子，你看到這些父母親不斷被店員推托，或是坐在你旁邊的時候，很怕孩子講話太大聲，客人會以奇怪的眼光看他們等。
每次他們剛好坐在我旁邊時，這些父母親會一直跟你說謝謝、不好意思我孩子怎樣怎樣，可能會打擾到你等等，我一直跟他們說你們不用跟我道謝，我理解你們的狀況，每次我講出「我理解」三個字時，這些父母親常會嚇一跳，好像理解是一個天大的恩惠，那時我就覺得有點難過，即使花了四年時間拍攝《遙遠星球的孩子》，實際上你感受到觀眾未必真的更靠近自閉症這個族群，因此那時我就有了繼續拍攝這方面議題的意願。
這一次拍《築巢人》的立場跟之前不太一樣，對我來講，過去拍攝《遙遠星球的孩子》那四年間，我看到很多家長其實是日復一日的在承受一個「未知的變動」，他們永遠不知道明天他們的孩子和他們之間的互動會是怎樣，他們的孩子會不會比較進步一點呢，所謂的進步又是什麼，或者現在進步的東西到下禮拜會不會又退步了，什麼才是有用的呢？他們嘗試各種不同方法，希望孩子能夠有所不同，但我後來都會看到這群父母們內在的真實心聲，就是當他們和孩子相處遇到挫折時，他們永遠都在想一個相同的題目：「為什麼是我、我該逃嗎？」。
那個東西很誠實，在很多的特殊家庭裡面，父母親都在承受這樣的人生命題跟學習，所以再一次舉起攝影機去拍《築巢人》的時候，我決定不再去教育任何事情，我只想用一個最直接的方法，讓觀眾有機會用不太包裝的方式，儘可能去靠近那個最「真實」的東西，那個真實的東西可能有一點點殘忍，或者有一點點無趣，甚至有一點點的沉重，對我來說，能夠靠近「真實」的方法，其實就是同理，同理就是你清楚感覺到那個家的氣氛，以後當你遇到這樣家庭的家長時，你知道那個氣氛是什麼，那不是同情；我覺得《遙遠星球的孩子》還在做一種喚起同情心的功用，但在《築巢人》的概念裡，我一方面把它當成純粹的藝術創作，另一方面我希望影片能讓觀眾對自閉症者產生「同理心」的可能性。
所以在沒有上院線的思考或需求下，我就用一個較為誠實的方式呈現。
《築巢人》的紀錄片倫理上，我有時會跨到令人難堪的那一面，有時候又會退回來；而在剪接的過程中，我一直在選擇最合適的段落，這個「最合適」對我來講是備受考驗，但這就是紀錄片，我以為紀錄片是一個極為民主的影像媒材，把它丟到電影裡面，觀眾和它是完全平等的，我不太想要在《築巢人》中給出太多的訊息，因為我覺得觀眾是可以自由的從影片裡去感覺他們想像的那部電影和那個家庭、那個角色等等。
昨天有觀眾問我說這部片到底要講什麼，我沒有辦法替任何觀眾回答這個問題，對我自己這個觀眾來說，《築巢人》在講「愛」是一個終身學習的複雜課題，對這些家長和孩子而言，他們的生命都在經歷一些徒勞無功的努力，因為這些孩子們並不會真正的完全痊癒，但家長們還願意和那個徒勞無功相處，我覺得這讓我感覺到愛和幸福，這就是《築巢人》要講的東西。
主持人：
在《築巢人》的宣傳過程中，我們拜訪過台北幾個較大的機構，他們平常都有在做自閉症相關家庭的照顧，我們得到兩種對這部影片截然不同的反應，第一種就是這麼多年所建立起來，希望外界覺得自閉症孩子是很溫和是有驚人的天賦或才華的形象，會因為這個影片而遭受到動搖，所以他們對這部影片採取比較抵制的態度，相較之下有另外一個數量很龐大的族群會認為說：「謝謝導演你把這個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因為這就是我們每天在過的生活。」
剛剛在講座之前有跟兩位導演交換意見，就是說自閉症的小朋友，他們雖有情緒上的處理與溝通障礙，但身體跟一般人並無差別，他們一樣可以活到七十歲八十歲，對很多父母來講，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我們比孩子早走的話，他們未來的人生會是如何？」
我想請教兩位導演，在你們各自的作品裡，有哪一些你們覺得最痛苦的、可能會在第一個時間點嚇到觀眾，所以最後選擇不放在你們作品裡的東西？
林正盛導演：
我先回應一下剛剛講的台灣一些團體對《築巢人》的反應，當初《一閃一閃亮晶晶》放映結束後，有很多家長跟我反應：「導演我可以理解你的用心，但不是每個自閉症孩子都能畫出好看的圖、都有特殊潛能，像我的孩子只會在地上打滾，什麼能力都沒有，過著殘酷的生活，這些在你的影片中都看不到。」
所以不管你拍怎樣的片子，一定會有人不同意，因為每個人面對的生活環境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若從創作的角度來看，《築巢人》剛好彌補了我在《一閃一閃亮晶晶》沒有呈現的東西。
我回頭來講到底有多少素材無法被放在紀錄片裡頭。我拍攝的影片中有非常多的東西牽涉到母親這個角色，她在孩子被鑑定為自閉症兒後，受到婆家，也就是父親這邊家庭很多的責難說：「妳一定是上輩子做了什麼，才會生出這樣的孩子。」
即便母親受到很多攻擊，但她和夫家的人依然繼續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無法將這些片段剪出來，這可能會導致一些家庭問題，因為有太多現實因素不能控制。
我能呈現的頂多就是像《一閃一閃亮晶晶》裡面，媽媽提起孩子時的難過或互助家庭的辛酸，或是家裡有一個自閉症孩子，他們的弟弟或姐姐所面對的處境等等。
很多拍到的影像都存在著一條曖昧的線，但那條線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心中的那條線(界限)很清楚，我知道我一定不能碰，碰了會很麻煩，在現實生活中我幫不了他們的家庭，萬一這部影片迫使他們離婚怎麼辦？那不是我能解決的，所以我都盡量回到家長們對我的要求：他們希望我做一個怎樣的紀錄片，而我在這個觀點上去努力執行，做一個最簡單的東西，希望能吸引大家來看，願意開始來認識自閉症孩子。
沈可尚導演：
嗯，我在拍攝過程中也一直在檢討自己跨過線的問題，我的確有很多素材沒有用在片中，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兒子打父親這件事，你們可以想像立夫這麼大一隻，立夫爸是個60歲的人，身材比較嬌小，這樣的孩子在出拳時，其實是不會留餘地的，那個畫面當然是非常悲傷，無論是在現場或做為素材都會讓人看的很不舒服；我選擇捨棄這個畫面的最大理由，便是希望見血見肉的鏡頭不被看到，不被看到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觀眾如果在不夠理解的情況下，很容易把出拳的當成加害者，被打的當成受害者，問題是在自閉症的邏輯裡、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他們所有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個複雜成因，那個東西不太容許被觀眾過度簡單解讀，所以我很小心處理這一塊，並在剪接的時候全部拿掉。
另外還有被攝者傷心欲絕的痛苦鏡頭、或是自閉症孩子生理性的需求問題，同樣是男性、同樣到了想傳宗接代的年紀與慾望等複雜的面向，若將這些議題提出來討論，肯定會得到某種張力與效果，但我個人的倫理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在剪接時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抓那條線，那條線就是一直反問自己：「究竟要給觀眾多少訊息」，我覺得訊息足夠傳遞就好了，其他東西跨過去一點點我都不願意，當然，最後我還是跨了線，就是影片的最後一句話，我必須承認那是我斟酌非常久之後才下的決定。
《築巢人》最初的結尾是現場環境聲音，這個東西很開放很中性也很自由，感覺好像日子如常的過下去，觀眾感覺到較多的應該是一種無奈吧；後來我曾經嘗試過放立夫爸的聲音，立夫爸每次受挫後，只要喝酒就會唱起潘越雲的「最愛」，他的歌聲還不錯，蠻有兩下子，我第一次把這個聲音擺進影片時，有點見獵心喜地覺得：「哇，一切都對了」，你就會覺得這個爸爸太愛孩子了，他們一定可以繼續走完人生。
但就因為這畫面搭的太對勁，我反而覺得有點不太舒服，那讓我想起我在如常生活中看到立夫爸不斷耳提面命自己、叮囑自己的模樣，當你一直在耳提面命自己、叮囑自己的時候，那個自己其實是不誠實的，是一個你想要變成的角色，而不是你真正在面對的角色，所以我還是放棄了這段。
後來我從很多素材裡找到片尾這一句話，這句話要用其實非常的困難，雖然這句話相似的概念我在其他家長身上也有聽到，在拍攝立夫爸的過程中，我也拍到過兩次類似的言論；當我選擇用這段話收尾時，我覺得那是我在紀錄片倫理上的極限，就是我覺得立夫爸真實的心聲出現了，但這個心聲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也可能造成一些很真實的揭露，那個後果我不知道會怎樣。
片尾部分我和立夫爸討論很久，他一開始當然是不可理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他覺得我應該是在拍立夫是個天才藝術家的紀錄片不是嗎？怎麼最後會變成這樣的結局？後來我跟立夫爸溝通很久，關於紀錄片跟社會的討論意義；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跟立夫爸達成一個共識，就是《築巢人》只有兩種命運，一個，假如他不同意這個做法，那麼就是徹底銷燬；另一個就是：「好，我們把它視為我們如常人生中一個挑戰，我們不知道這個挑戰的結果會是什麼、會得到多少效果，但我跟被攝者願意共同試試這件事情。」
昨天QA的時候，一個觀眾好激動的一直問我說：「拜託拜託告訴我，他們現在好不好。」
我就跟他說：「他們現在在宜蘭過的很好啊。因為在台北如果撿個東西就容易被碎念，嫌東嫌西，大人和小孩的壓力都大，生活空間小，東西都堆的很滿，加上立夫愛打牆壁，隔壁鄰居也會抗議等；搬去宜蘭後，空間變大了，東西被分類了，生活節奏比較清楚了，還養了一條狗，當生活空間比較舒適舒服，大人的壓力小了，小孩的壓力也小了，所以去宜蘭後，整個狀態好很多。」
那個觀眾聽完後就跟我說：「那導演你要拍續集啊，好給我們觀眾一個出口，告訴觀眾他們現在過的有多好。」
我覺得這個觀眾的反應很棒，我從不認為紀錄片是一個斷裂性行為，社會學習是長遠的課題，或許看完正盛導演拍的或是我拍的影片，這個世界不會有多大的改變；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如果未來十年內台灣再多十部這一類關注特殊孩子的影片，那我覺得大家在這十年的歷程中就會慢慢的靠近這個族群一點，對我們來講那就已經是一種天大的恩惠或福份了，我就是這樣看待一個紀錄片作品的生成。
主持人：
我們在《築巢人》的文宣或討論裡，都用「立夫爸」來稱呼立夫的父親，這讓我想起去年在做《一首搖滾上月球》的時候，所有父親也都是以什麼爸什麼爸來被稱呼，這其實代表了這在段關係裡面，他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讓渡了人生的自主權，他們人生最大的使命就是成為照顧孩子的守護者，這點可否請導演來談談，因為對立夫爸來說，他最放鬆的時候，可能是他跳脫日常生活跑去當導遊那幾天，那個跳脫父親的身分的時候的他是誰呢？
沈可尚導演：
立夫爸在工作上是個挺成功的導遊，成功的導遊就是看起來可以很Nice、很不錯、談笑風生、口袋裡有兩萬個笑話等等，這是現實生活中立夫爸表現出來的那一面，當我去拍攝他的時候，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用這樣的面貌來面對攝影機、用這樣的面貌來談述他的人生、用這樣的面貌來思考，今天攝影機來我家，你們是要賺錢還是要幹嘛嗎？
以前立夫爸都是自己一個人喝酒，發現我還蠻願意陪他一起喝酒後，就常會找我喝一杯，他常嫌我一天到晚工作，連台北哪裡有好吃的東西都不知道，他會說：走，我們去吃哪一家餐廳等等。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我後來發現他回到家照顧孩子的時候，他會進入另外一個硬碟模式，那模式有一點父代母職、也要有一點點威嚴，但姿態又不能夠太高，要很小心翼翼的去做很多事，去關照自己孩子的狀態。每天都很辛苦，很早起床去工作，工作結束後，帶小孩子去很多很多地方，這是一個面向的他。
而當立夫爸煮出一桌好菜，他自己卻不太吃，頂多吃幾口飯應付一下，吃完飯後孩子去睡覺，他會去旁邊的麵攤吃東西，那時候我會看到另外一個他，不太講話，會抽根煙，那個東西讓我很動容，我會覺得一個人好像每一天都在從各式不同的角色中切換，生命是一個複雜的歷程，光一天24小時，你就要扮演好多不同的角色。
平常時間其實很難看到立夫爸真正的開懷大笑或由衷的笑，但是他帶團出去的時候，我看到他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不同，他好餓喔，他真的很餓，每次去吃自助餐(Buffet)，他都可以拿好幾輪，我有把這個畫面拍下來，但我沒有剪進去電影中，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明顯的補償作用，就是當你在平日的生活裡沒辦法恣意忘為的開懷笑、開懷享受那24小時，因此在帶團的四天三夜時間裡，就會吃的特別多、講話語調特別高亢、笑話源源不絕、笑聲綿長不斷等，但一回到家，他就會硬碟再次切換。
所以我覺得立夫爸是在變換各式不同角色，就像所有特殊孩子的家長們一樣，他們的名字永遠以孩子當主題，彷彿被賦予一個重要任務，即是此時此刻的你的身分是一個照顧者而非獨立個體，你是一個和孩子完全無法分割，而且孩子是在你之前或之重的存在。
所以我剛認識這個族群的時候，心裡還蠻驚訝的，因為我認為個人生命權很重要，但我遇到這些家長後才理解，就是當他們決定把自己的某部分奉獻給這些孩子時，那是多麼偉大的抉擇，他們其實可以保有更多自己的生活，但他們選擇把生命主要的力氣都放在與孩子共享殘餘的人生上，無論是二十年或三十年；我從這些家長身上看到一種非常巨大的愛，那個巨大的愛對我來說或許有些沉重，但我也從他們身上看到一種巨大的勇氣，那個勇氣是他們幸福的來源。
觀眾提問：
儘管電影裡有很多真實的畫面沒有被剪接出來，可是剛剛那53分鐘對觀眾來說已經有很大的拉扯的感覺，我想問導演在拍攝過程中，面對這樣情緒的拉扯，就像導演提到立夫對他父親動粗的行為，在當下您是怎麼處理的呢？
沈可尚導演：
我覺得最難忍受的就是當你看到暴力畫面，不要說打人好了，光是爆粗口就會讓人神經非常緊繃，所以我很佩服戰地記者，他們可以在充滿暴力的煙硝味中，冷靜的處理他們要拍攝的東西，這點我無法做到。
我發現我對暴力能夠承受的程度非常有限，我只要一聽到那聲音就會非常警覺，警覺之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直接去擋，或直接把人拉開，但是後來立夫爸有跟我討論要不要拉開這件事情，因為他也想要透過此時此刻讓彼此理解雙方的問題，立夫爸常很幽默、自嘲的跟我說：「放心啦，他只要手一舉起來，我全身的防衛系統就準備好了，我有練過的啦。」
我在拍攝《築巢人》的時候，發現一個自覺，就是拍到最後我會意識到我沒有辦法承受誰跟誰互打而不去攔阻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已經不只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而已，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已經在參與被攝者的生活，越到拍攝後段我越發現自己也有脾氣，我也會生立夫的氣，所以我會忍不住拿攝影機問立夫：「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會想要爸爸原諒你嗎？」
我忍不住會有凡人的情緒出來，對我來說這是很好的互動，有時候我不一定非得很安靜的躲在旁邊，有時候我也會參與，那個東西會產生微妙的變化，就像立夫和你的稱謂會有很明顯的不同，他一開始是叫我那個光頭的、後來改叫那個電影公司的、後來又改成那個導演，前幾天我和他通電話的後，我跟他說：「講來噁心，但我想要謝謝你。」
他當然聽不懂我在講什麼，但他說：「喔，那個可尚，我跟你講什麼什麼。」，哈，在他心目中我已經有名字了。
因為關係的改變，所以你會對暴力感到痛苦或難受，那是很化學的反應，包括現在電影開始上映，我不曉得我們接下來會怎樣，我想我們都還在經歷學習進退，那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很重要的、無止盡的、未知的選擇吧。
